春雨·秋湖

碧水寒江一樹高,秋臨萬物竟折腰;

煙山隱約調翰墨,枯枝矍鑠領風騷;

丹青尤然溺畫筆,茱萸已是顏色凋;

此去青云云迷霧,且共仙娥娛今朝。

诗乡诗教

您的当前位置:首页 > 诗乡诗教 > 诗词论文

诗词论文

诗意飘零三百年——明诗漫谈 文/杨庆杰

发布时间:2015.07.23 浏览次数:676 次

诗意飘零三百年——明诗漫谈

广东  汕头大学文学院  杨庆杰

 

    明代正统文学的整体衰落早已成为定论,但这个结论依然显得笼统浮泛。首先,所谓“正统文学”应该是明代以诗文为代表的士大夫文学,不是英宗“正统”年间的文学,更不是狭义的“道统文学”,就后者而言,恰恰是从明代开始进入了他的黄金时代。其次,有明一代的诗文相对于唐宋的辉煌的确暗淡无光,但两者的情况也有所区别。平心而论,明代散文的成就并不低,且不说晚明小品文这朵文苑奇葩,就古文而言宋濂、刘基、唐宋派乃至王阳明之流的水准也颇有八大家的遗风。因此,真正萧条败落花果飘零的是明代的诗坛,这一点恐怕是不争的共识。有明一代的诗歌确实没有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即便在今天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学课堂上它也是不被重视的部分,即便在资深的诗歌爱好者那里“明诗”也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次等品。

    当然,在承认明诗整体衰落、低迷的前提下,依然有几点需要仔细辨析。首先,所谓“明代无诗”并非就数量而言,根据清代学者朱彝尊《明诗综》的辑录,明诗的数量还是很惊人的。其次,明诗质量整体水平的低下也并非意味着明代优秀诗人和优秀诗歌的绝迹,只是在数量上和时空分布的普遍性上无法跟唐宋相媲美。再次,明诗的萎靡并不是因为明人不喜作诗不善作诗或不屑作诗,其实明人对诗歌热情高涨,兴趣浓厚,追求执着,诗歌依然是明代士大夫政事之余最重要的志业,那时代的文人自负诗名且自视甚高的比比皆是。最后,明诗艺术价值不高已是铁案不容置疑,然而并不妨碍明诗具备极为深厚的文化、社会、政治内涵,它固然不是艺术审美的理想对象,但却是解读明史、明人的绝佳素材。种种辨析并不能从总体上为明诗翻案,只是希望我们分析问题的眼光更加全面,同时也似乎多少能淡化一点人们对明诗的种种指责。

    不管明代的诗人们如何努力,明诗似乎染上了沉疴痼疾不可救药,即使在晚明那样一个异常精彩的时段也没有回光返照。也就是从明末的遗民开始,历代学者没有停止过对明诗反思、会诊的努力。在文学史研究中,对明代诗运不振之原因的追究、总结有很多,于是我们知道大明王朝的很多方面需要对此负责,比如出身草莽的皇帝对文人的敌视、迫害;比如八股取士制度的拘牵,比如明代空前强化的封建专制的压迫,比如理学思想的毒害,比如异军突起声势浩大的俗文学浪潮的冲击,乃至比如封建礼教压迫下的明代妇女情性两方面都饱受压抑所以他们生出来的诗人先天性才情贫弱等等。所有的这些都言之有理证据确凿,原来明诗这么不容易!我们似乎应该对多灾多难苦苦挣扎的明人和明诗致以崇高的敬意,而不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轻巧的指责批评,这样才符合陈寅恪先生所谆谆教诲的深入历史情境去“同情之了解”。

    然而所有的这些原因依然显得过于苍白,并不能经得起仔细推敲。出身草莽的朱明皇室与明代文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值得玩味的微妙话题,洪武、永乐、正德、嘉靖、万历、天启等诸位天子更是在与士大夫阶层的对抗中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又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很多颇有诗才的文人死于暴君之手,但皇权的压迫并不能看作明诗不振的直接原因,皇帝和文人之间的斗智斗勇本身就不乏微妙的诗意,况且 “右文”的仁君德政并不能带来诗歌的繁荣,从洪熙到弘治六代皇帝都堪称人文圣主,但也正是在此期间明诗进入了最为低迷、平乏的时期,其中的反讽意味令诗人沮丧。八股取士大约形成于永乐,成熟于成化,从此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主流的科举考试制度。关于它的批判早已是老生常谈,就与诗歌的关系而言,八股取士肯定没有起到唐代的进士科考试那样的积极推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他限制、妨害了了明人诗情的挥洒。然而熟悉中国科举史的都知道经义取士从宋代以来就逐渐取代诗赋成为主流,另外程千帆、傅璇琮先生的研究早已指明真正推动唐诗高超的不是进士科诗赋考试,而是唐代的进士行卷制度,而应制诗中鲜有佳作。八股取士就其精神内涵来说与诗意格格不入,作为进身之阶又是明清士大夫的必修主业,它对明诗的消极影响是切实存在的,明代中后期很多优秀诗人场屋挫折仕途蹭蹬的事实很能说明问题。然而对八股取士消极影响的强调不能过于夸大,因为考场失意诗坛得意似乎也是唐宋以来很多诗人的宿命。

    明代的封建专制特别是文化专制确实空前强化,厂卫缇骑、诏谕廷杖、瓜蔓抄、诛十族都是历史上血琳琳的现实。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人生苦难从来就是熔炼诗意的绝好素材,而苦难深重的明代文人对此似乎足够麻木,也缺乏转化、创造“苦闷的象征”的能力,无论对人生还是对诗史都是一大遗憾。明代的理学思想是一个很复杂的范畴,既需要甄别官方理学和民间理学,也需要辨析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还需要理清阳明心学与阳明后学、阳明后学各派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宋代以来中国主流的哲学文化思潮,理学对诗歌一直发生着广泛而复杂的影响,但我们就此往往停留在极为表层的理解。官方理学与明诗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八股取士中,程朱理学不一定是诗歌的天敌,“以理入诗”是宋诗的普遍特色,况且还有专门的“理学诗派”。陆王心学与诗性精神更具亲和力,但也未必一定会发生积极影响。我们往往强调阳明学、阳明后学对晚明文艺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晚明的诗歌依旧疲软薄弱。王阳明个人的诗歌在明诗中算是上品,但他的后学中鲜有诗才,包括名噪一时的公安三袁。

    至于明代对妇女压迫、人种学意义上的生育质量乃至与诗歌天赋的关系,我想那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文化工程,需要纳入社会学、生理学、遗传学、心理学、两性关系学、乃至女权主义的理论视野,这大大超过本文的范畴,姑且存而不论。

     总之,林林总总的分析大多强调明代的政治、教育、思想制度对明诗的消极影响,强调了明诗的外部环境之恶劣,但分析表明假如把明诗低迷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上述各个方面,显然是难以让人完全信服的。单纯从外部影响入手其实很难挠到明诗的痒处,更无法探究明代诗人和明代诗歌创作的实际。因此,我们需要进入明人、明诗的内部世界进行一番体验,去看看那个时代的诗人和诗歌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一种很方便的说法来解释明诗的低迷:中国古典诗歌已经在唐代达到了顶峰,较之唐诗的蔚为大观和博大气象,宋诗都难以为继,遑论明诗。宋代之后就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日趋衰落的历程,明诗只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环而已。这是一种很宏观的诗学历史观,看似言之凿凿,实则似是而非。首先所谓盛极而衰的历史规律大多是人们向后看而建构出来的东西,现代人很聪明,自称把握了历史发展的脉搏,因此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进程早就注定了是一条以唐代为顶峰的抛物线,况且宋代之后“诗必盛唐”就是很流行的诗学主张。这种说法抹杀了唐代之后中国诗史的复杂性和中国古典诗歌的丰富性,把明诗的衰落理解为先验注定的宿命。另一方面我一向反感当今颇为流行的“唐诗的霸道”,好像一切好诗都已被唐人做尽,后人如何努力,也难以超越唐诗的辉煌,而只能学习和模仿。在我看来,唐诗固然伟大,但并非穷尽了中国古诗的所有内涵,依然有它的缺陷;宋诗固然有它的问题,但毕竟能够跳出唐人窠臼自成一代,而且在诗境上较之唐人确有超越和提升。同样的道理,明诗同样应该有新的发展空间,同样可以探索古典诗歌新的可能,同样可以进一步突破唐宋的格局,从而创造出独步一代的局面。明诗的衰落萎靡不是命中注定的低谷,对此富有首要责任的就是明代的诗人。

     首先不能否认明代诗人的热情和努力,诗歌是明代文人科举、政事之余最热衷的事业,他们对待诗歌的态度很严肃,也很真诚,较之唐宋诗人,明人更为认真的从事诗歌创作,也更具理论自觉和流派意识。明代诗人是尴尬的,因为他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却收效甚微,今天看来,明诗的低迷很像是对他们努力付出的一种讽刺。努力和成果之间的反比关系很难说是明诗的喜剧或悲剧,因为它其实是一种荒诞的历史吊诡。今天看来,明代诗人对明诗的低迷固然难辞其咎,然而很多问题可能是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

     诗人的才性可以包含很多方面,除却天赋、灵感之类无法自我把握的要素之外,我想以下几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充沛敏锐的情感;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创作欲望以及独特的个性。很遗憾,我们发现这些都是明代诗人精神世界的稀缺性要素。明初以高启为代表的吴中诗人本来是极具才情的诗人团体,很可惜在太祖的打压、迫害之下很快风流云散。继之而来的靖难是对明人士气文心的第二次血腥打击,从此明帝国严酷、冷漠的政治文化专制得以定型。洪熙至弘治六代皇帝固然是宽仁之主,但文化专制的实质并没改变,并且借助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对文人的精神形成了更为隐秘、精致、严酷的控制。皇帝的“佑文”实则是附庸风雅兼上行下效,借用福柯的术语,专制体制对文人的统御从明初的“惩罚”升级为“规训”,其实是一种更加成熟有效地统治技术。于是,被盛世幻景麻醉的的文人们很快就感恩戴德尽入彀中,与此同时明代诗坛迎来了台阁体、茶陵诗派、前后七子等先后独领风骚的时代,也是明诗最为黑暗、低迷的时代,因为诗人们自愿放弃了诗人的才性。

    人生阅历的偏狭、贫乏是明代诗人的又一个重大缺陷。首先明代诗人的阶层相对单一,大多属于文人士大夫集团,他们中没有李白、杜甫、柳永这样的布衣或寒士,跟广阔、深邃的社会生活基本上是隔膜的;其次明帝国对文士阶层控制的严密也导致了帝国政教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中心,从高启那一代吴中诗人开始,文人们已经丧失了“隐”的权利和可能。因此即便是政治上被边缘化,但在野或贬谪中的文人们依然有意无意的热衷于朝政得失,从而难以就此扩充、深化自我人生阅历,鲜有像苏轼那样借助于仕途坎坷成就伟大诗人的机缘。本来复杂、丰富的人生阅历跟诗歌题材的广度、层次息息相关,也决定了诗人情感的丰富程度,然而明代诗人在此方面无疑是贫乏单弱的。

    经历过十年寒窗、场屋困顿的明代诗人大多是饱学之士,学识也是诗人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尽管从宋代以来就不乏有人对诗歌创作中学识的作用表示怀疑,但必要的学养确实可以丰富、深化诗歌境界和内涵,这一点在怀古诗、理趣诗中有充分体现。然而学识对于诗歌也是一柄危险地双刃剑,以生硬、僵化的学识入诗对诗情、诗境都必将造成严重伤害。总体来说,诗人的学识宜杂不宜精、宜博不宜专,宜活不宜死。学识入诗需要情趣的转化和消融,更需要与意境妙合无痕。将大好青春消耗于四书五经程朱传注的明代诗人少有宋人的博雅俊逸,他们的学识大多局限于时文制艺和儒家经典,格局狭小,内容单调,思想僵化,与诗兴才情格格不入。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是宋诗经常遭受的诟病,但至少说明了宋人的学问有入诗的可能。明诗大多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明诗跟明代诗人的学识根本不相干。

    将才情、阅历、学识落实为诗作毕竟需要诗人的技法。明人对诗歌技法的重视远远超越了前代,在诗艺的锤炼上可谓做足了工夫,这一点充分体现了明代诗人作诗的严肃认真。然而也正是前后七子们对技法的迷恋把明诗彻底引向了绝路,他们首先拜倒在唐诗的光环下固步自封;其次认为可以从唐诗中总结出一套固定的模式、方法来依样画葫芦。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对手段、技法的追求其实是对可操作性以及流水线复制的追求,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彻底陷入模拟和剽窃的泥潭不能自拔。后人多以“复古”谴责他们,其实复古不是问题,向前人学习也不是问题,关键是要在复古中求创新,在学习中最后回归诗人情感精神之自得。唐宋古文也是复古,宋代江西诗派也是取法杜诗,但两者在很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因为他们在复古学习的同时没有忘记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没有忘记像参禅那样活参、参活法、参活句。可惜李梦阳、王世贞之流连唐人的风骨意趣、精神气韵都没有参透,因此也只能提出“诗必盛唐”的空洞口号,连同一鳞半爪的唐人格调、唐人法式。

    因此,发展到嘉靖年间的明诗被引向了死胡同,诗人的才性、阅历、学识、手段统统出了问题,至此大明帝国已经走过了一半多的路程,留给明诗的时间无多,况且积重难返,我们发现嘉靖以后的明代诗人尽管模糊意识到了问题之所在并设法弥补,但也总是慌不择路乱点鸳鸯谱,终于最终导致了有明一代诗坛的整体凋零。

 

 

    明诗的整体格局确实乏善可陈,整体上弥漫着一种僵化、低迷的气氛。上文说过,明代诗人在才性、阅历、学识、手段等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明诗的疲软也就不言而喻了。然而继之而来的问题是:是否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明代真的已是山穷水尽日暮途穷?是否明代诗人真的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明诗的出路何在?明代诗人能否重整诗坛?明诗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气象格调?中国古典诗歌在明代面对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既然不能否认明代“诗人”作诗、论诗的热情和努力,那么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错失了什么样的历史可性。

    平心而论,以“意境”为核心审美内涵的中国古典诗歌确实由唐宋两代诗人的创造推向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不论是唐人的丰神气韵还是宋人的思理筋骨,都以诗歌意境美为最高艺术追求。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确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正是从唐代开始,“意境”这一审美范畴成为在历代诗论中反复讨论,成为引人瞩目的核心问题。“意境”的美学理论内涵极其复杂,简单的说,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美是由唐宋两代诗人共同努力创造的。唐诗赋予了它充沛的情感、丰满的意象和佛禅意味,宋人则致力于诗歌中人生哲理、宇宙意识、生命感悟、历史情怀的延伸,大大扩充、提升了形而上的诗歌审美内涵。尽管唐宋诗在艺术风格和气质格调上都有很大区别,但对圆融、空灵、丰润的审美意境的追求是一致的。这一点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核心审美特质,呈现出情景交融、含蓄蕴藉、虚实相生、自然天真等主要的风神格调,并且对明清两代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此,明诗和明代诗人继承了一笔丰厚的审美文化遗产和艺术创造经验,他们的起点是一种高度成熟、内涵深厚的古典诗风,并且已经积淀为文人士大夫集团的审美心理原型。然而,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一种沉重负担,面对着唐宋诗歌的辉煌成就,明代诗人应该感到一种难以摆脱的压抑,它严重制约了明诗开辟新局面的创造力。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对明代诗人普遍存在的复古、模拟风气予以相对的理解和同情,因为明代诗人绝大多数也是属于典型的文人士大夫集团,这个集团的诗意感觉发展到明代确实已经翻越了历史高峰呈下滑的态势,只能在僵化、保守、自我封闭的狭小空间内重复着前人的吟唱,再也无法翻腾出新鲜活力的浪花。

    作为文人士大夫的明代诗人拯救不了明诗,李梦阳的律诗很出色,但处处可见杜甫的影子;王世贞的乐府和近体诗也不乏上乘之作,但至多只能算作汉魏、唐人的高水平复制品;唐宋派、王阳明的诗歌就艺术水准而言也不低,但总体上依然落入宋人窠臼。明诗要想完成历史性的突围,不能总是局限于文人诗、古典诗的范畴画地为牢,需要从更为丰富的人生体验中吸取新鲜的养料,需要熔炼新的诗意性审美经验和审美感觉,需要向更为广袤、深邃的世俗生活敞开怀抱,当然也需要在艺术手段、方法、形式方面寻求新的突破。明代的社会文化其实呈现出一种摆脱中古时代的激烈态势,如民间活力和世俗文化的高涨,王学所标志的新的伦理观念和人性关怀的演变,江南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市井生活的丰富,民歌、戏曲、小说等所体现的通俗文学、文艺的崛起等等。明诗本可以充分的融合、提炼、借鉴上述新的生活、审美质素而创造属于明诗的气象、规模和风格。况且,中国诗歌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雅俗诗意经验不断交融、互动的历史,比如风谣与诗经、乐府与汉魏古诗、教坊乐与词等等。遭逢古典诗风盛极而衰时刻的明诗的确困境重重,但也正好面临着新的突围良机,明诗要获得新生,需要再次从民间吸取新鲜血液,需要在此完成雅俗审美经验的历史整合。

    然而,日益高涨、活力四射的明代俗文化、文艺热潮似乎跟明诗无关。明代诗人普遍的倾向不是向下看,向外看,而是向后看,向古人取经。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明代诗人都泥古不化墨守陈规,至少弘治、嘉靖年间的吴中诗风就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唐寅那种被王世贞讥讽为“如乞儿唱莲花落”的通俗、浅易、明快的诗风恰恰代表了明诗中难能可贵的探索方向,那种轻松畅快的节奏、那种口语化、民歌化的语言风格,那种活泼泼、赤裸裸的世俗性审美快感的表达,无一没有感染民歌俗曲乃至市井俗谚等新鲜血液,无一不呈现出一种俗趣盎然的新境界。相比于唐人的重情和宋诗的主理,“尚俗”、“尙趣”似乎应该是明诗的时代特质,应该是明诗标榜于一代诗坛的资本。然而随着以唐寅为代表的吴中诗风的凋落,明诗依然乏力走出历史的局限。

    晚明的公安派的确是在诗歌理论上认清明诗局限和明诗出路的重要诗人团体,他们倡导的“独抒性灵”蕴含了对于天真、俗趣的重视,并且对前后七子的拟古诗风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评。然而很遗憾他们并没有将理论主张很好的落实到诗歌创作中,他们的诗歌整体上依然没有走出对古典诗风的归依。值得注意的是,公安派少数诗确实体现出了“独抒性灵”的自觉追求,然而那种粗陋、浅白的诗风又让人难以接受,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胡适那本遭人诟病的《尝试集》,同时也说明了与审美内涵相应的艺术形式、风格的熔炼依然至关重要,否者只能创造出不伦不类的劣等品来。真正实现了公安派审美理想的是晚明的小品文,而不是他们那些良莠不齐不今不古的诗作。公安派诗风的低劣很快为人不满,只是后来者要么回归到晚唐诗风的末世吟唱(竟陵派),要么为艰难时世所驱使投入爱国诗、遗民诗的文人士大夫情调中,明诗还是回到了前人的老路上。

    如果我们放开眼光拉长历史时段来考察,明诗的问题似乎更加复杂。我时常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明诗实际上遭遇的是古典诗风到近、现代诗风转折的历史节点,明诗没有完成对古典诗风的突围,清代诗坛则是古典诗风的最后总结。从古典突围到现代重建,其间的过程更是路漫漫其修远。从先秦到唐宋,中国古典诗风历经一千五百多年最终发展成熟;那么从明代到今天,历经近七百年的历史沧桑,我们真的建构起了内涵深厚、风格成熟的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吗?